圖為《法律叢書》封面
教科書是傳播知識、培育人才的重要載體。1911年出版的《法律叢書》（又名《京師法律學堂筆記》）奠定了中國近代法學教育的基礎，也對中國近代立法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。前幾年該叢書經國內多所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點校、編纂后，被納入“清末民國法律史料叢刊”再版發(fā)行，至今仍是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法學發(fā)展的重要史料。
《法律叢書》是由安徽籍人氏熊元翰、熊元楷、熊元襄三兄弟與熊仕昌四人共同編輯完成，安徽法學社出版發(fā)行。叢書初版時共二十冊，再版時增至二十二冊，主要包括《法學通論》《國法學》《法制編制法》等理論法學，以及《刑法》《民法》《商法》《民事訴訟法》《刑事訴訟法》《破產法》《監(jiān)獄學》《國際公法》等部門法學，較為系統(tǒng)全面地介紹了現(xiàn)代西方法學的基本理論與制度。
1906年，清政府創(chuàng)辦的京師法律學堂，開啟了中國近代官辦法律教育的先河，熊元翰等人均曾就讀于此，并于1911年以優(yōu)異的成績畢業(yè)。《法律叢書》主要以熊元翰等人在讀書期間，日本法學專家岡田朝太郎、松岡義正、志田鉀太郎等授課老師的講授內容為藍本，同時參照其他著作增補、整理和編輯而成，在體例上分為正文與評注兩個部分。叢書發(fā)行機構安徽法學社，是熊氏等人于1909年在北京創(chuàng)立的學術團體，該團體除主要開展一些學術活動外，還編輯出版部分法律書籍，積極介紹和傳播現(xiàn)代法律知識。
《法律叢書》一經問世，迅即風行學界并多次再版，1914年時已發(fā)行至第四版。然而，鮮為人知的是，這套珍貴的法律叢書，在刊行之初曾遭遇漫長的著作權爭訟，甚至一度陷入發(fā)行困境。
中國近代著作權實行注冊取得制，而非自動保護原則。1910年，《大清著作權律》規(guī)定，作品唯有先向民政部注冊登記并申領執(zhí)照后方可享有著作權保護；1915年，北洋政府著作權法更是對此加以強化，將注冊登記作為著作權取得的充分必要條件。因而注冊登記對于作品干系重大，直接關系到其能否獲得著作權保護。熊元翰等人在叢書出版前，即依照當時著作權法規(guī)定，向清政府民政部呈請注冊，并于1911年6月2日領取執(zhí)照，從而獲得了著作權保護。
《法律叢書》發(fā)行后由于銷售暢旺，也引起了一些法律同仁的興趣。四川長壽人羅廷輔是熊元翰等人在京師法律學堂讀書期間的同窗，1911年畢業(yè)后他回到家鄉(xiāng)從事律師業(yè)務。羅廷輔見該書十分暢銷，便與熊元翰商議，以千元為酬，授權其在四川地區(qū)翻印發(fā)行該叢書。但在隨后的履約過程中，雙方發(fā)生爭議并最終訴至法院。
在法院審理雙方合同違約糾紛時，羅廷輔又以假冒注冊為由，呈文中華民國內務部，請求撤銷熊元翰等人對《法律叢書》的著作權。羅廷輔認為，該書在每冊封面及首頁，除標明《法律叢書》字樣外，還載有《京師法律學堂筆記》名稱。他認為熊元翰當初既以《法律叢書》為名稱注冊，理應發(fā)行《法律叢書》，但實際又以《京師法律學堂筆記》之名發(fā)行，屬于注冊者未發(fā)行、發(fā)行者未注冊，雖然書名中有《法律叢書》四字，但仍為欺罔行為。另外根據《大清著作權律》第二十七條規(guī)定，筆述他人講義及演說的著作權理應歸講演人所有，講演人允許后方可歸筆述人，而現(xiàn)今法律學堂早已停辦（辛亥革命爆發(fā)以后，京師法律學堂被迫停止辦學。不久中華民國成立，京師法律學堂遂告結束）。教職人員也已撤散，無人主持之下熊元翰如何能得到允許并享有著作權？
中華民國內務部受理羅廷輔的申請后，通過仔細檢閱、核查清民政部注冊局所頒發(fā)的著作權執(zhí)照與注冊材料，認為該叢書注冊發(fā)照行為并無不當，一書兩名實屬常見，原定之名既未變更，書之內容也無增損，且該書薈萃多數(shù)教員講演編成一種，既標明為《京師法律學堂筆記》，又標注了某講義為某教員所講演，并在逐條之后附有筆記一段，此筆記系編者另加參考、悉心編訂，自應享有著作權，故駁回了羅廷輔的申請。此后羅廷輔不服，又連番多次提起行政復議，也均被一一駁回，內務部最后甚至斥其為，“一再呈訴喋喋不休，殊屬健訟，合行批斥，不得屢瀆”。
對于中華民國內務部的處理結果，羅廷輔顯然不能接受，最后索性提起行政訴訟。他以呈請注冊者為假冒，準許注冊者構成違法為由，將內務部作為被告，向北洋政府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，熊元翰作為訴訟參加人列席。
平政院受理案件后認為，該案爭議焦點主要為二：其一是熊元翰所發(fā)行者是否為注冊之書，其二是熊元翰能否享有該叢書著作權。就第一點而論，熊元翰于1911年5月以《法律叢書》之名稱向清民政部呈請注冊，民政部按照《大清著作權律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五條予以核準。據查，該書當時注冊時，即兼有兩種名稱，今熊元翰所發(fā)行之《法律叢書》并附以《京師法律學堂筆記》名稱，與注冊并無不符，原告所謂注冊者未發(fā)行、發(fā)行者未注冊之理由不能成立。就第二點來看，該書內容并非純粹得于講演，除參考其他著作外，還附有編者意見，清民政部以其搜集編纂不無苦心孤詣之處，故按著作權律第二十五條認定其為一種著作物并授予其著作權，此種特許處分與法律并無違背。
據此，平政院認為原告訴訟請求不能成立，遂于1918年2月1日依據規(guī)定，駁回了羅廷輔的訴訟請求，對內務部之處分予以維持，此后又以大總統(tǒng)令對平政院裁決進行公布。至此，該套叢書的著作權爭訟終于塵埃落定。
通過這則案例可以看出，在中國近代，著作權觀念已經有了較大地提升，著作權的價值也已得到社會較為充分的認知與珍視，羅廷輔之所以費盡心思要撤銷該書著作權，正是看到叢書著作權背后所蘊含的巨大經濟利益。平政院的判決則肯定了熊元翰等人對《法律叢書》所享有的著作權，充分維護了編輯者的合法利益，即使羅廷輔的目的未達到，但也為這套珍貴的現(xiàn)代法律教科書順利傳播掃清了障礙。
在該案處理過程中，無論是內務部還是平政院，均沒有拘泥于形式上的差別，而是從著作權制度的立法宗旨與價值理念出發(fā)，對法律作出了精準的解讀與正確的適用，對編輯人“苦心孤詣”的獨創(chuàng)性勞動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護。中國近代行政保護與司法救濟，在明確權利歸屬、及時化解糾紛和保護著作權人利益方面，發(fā)揮了重要的作用。尤其難能可貴的是，在當時有限的司法條件和動蕩的社會環(huán)境下，司法機關在捍衛(wèi)著作權價值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，它為中國近代法學學科體系構建和法律知識普及傳播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